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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裕钊与范志熙交游考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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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时间:2024-03-05 22:57
文章附图

张靖鸣

张裕钊是清季大儒,其人生起点与同时期的大多数士子一样,青少年时期受过塾馆教育,通过科举考试进入职场。张裕钊先后在省城武昌、金陵、保定等地供职,曾有过幕僚与书院山长经历。他的人际交友圈较广,交往友人多为显宦与文化名流;而实际上交情笃厚者并不多,时任江苏候补道的同乡官员范志熙系挚友之一。[1]

览观张裕钊题赠诗文与往来信札,已发现他写给范志熙的两篇文章、三首诗、三通信札,范志熙也给张裕钊来鸿与赠诗。通过考证这些诗文、信札,以及相关谱牒、齿录、朱卷等史料,从中探赜二者交游状况,并了解家族文化及社会背景。

一、同案及姻亲关系

清代湖北武昌县(今鄂州市)有两条文化带,一是樊湖(梁子湖)东岸符石乡(今东沟镇至太和镇)一带,二是西北边的神山乡(今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)一带。这两处地段山川相缪,人文蕴藉,孕育了不少贤士俊杰。

张裕钊出生于清代道光三年(1823),家在武昌县符石乡龙塘庄;自始迁祖张伯九于元代落籍沼山之北以来,[2]经历了农耕之家向书香家族转变的历程。范志熙出生于清代嘉庆二十年(1815),世居葛仙镇范家巷;其先祖范松明代隆庆中由江右迁居湖北武昌县神山乡葛仙镇。[3]该家族自清代乾隆以来,科甲连登,蔚成风尚。检阅张、范家族谱牒,在清代咸丰时期以前,两个家族并无姻亲与交往记录。张裕钊与范志熙结识于何时何地?张裕钊在《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》中有记载:“自少时同岁补学官弟子,中又重以姻联。”[4] 以前称补学官弟子为中秀才。范月槎即范志熙,张裕钊与他同年考中秀才,彼此称为同案,时间是清代道光十八年(1838);张裕钊时年16岁, 范志熙时年24岁。“中又重以姻联”,其意还有姻亲关系。丁有国先生在《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》注释中言“张与范有姻联关系,并小范数岁,故张有时称范月槎丈。”[5] 张裕钊曾致信范志熙,落款为“年姻愚侄张裕钊顿首”。[6]这两处文字可证张、范二人的确为姻亲关系,但未言及姻亲具体关系。为此,有些研究者想究其实情,但苦于没有史料,无从着手。前些年,笔者搜集过一些相关史料,现从三种谱牒考证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。检阅《张氏宗谱》47卷(敦义堂,1946年版,该卷为龙塘庄支谱)与《范氏支谱》11卷(经义堂,1908年版),发现张裕钊与范志熙两个家庭三代之内并无姻娅关系。张裕钊的亲家到底是谁?检阅《张廉卿先生家谱》(张善准抄本,1860年版),内有记载:“后沆……生于咸丰四年甲寅岁(1854)十月初六日……聘同邑咸丰丙辰科进士、工部主事范鸣珂之女。”[7]后沆是张裕钊长子,自幼与同县范鸣珂的女儿订亲,录入家谱时只有六岁。又阅《张氏宗谱》47卷张后沆世系:“娶黎氏,贵州遵义县二品顶戴钦差出使日本大臣、川东道黎庶昌之长女。”[8]这两种谱牒是怎样的关系,为什么记载情况不同?

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与宗族关系组成的,有着严格的宗族制度。乡村家庭不能单独修家谱或宗谱,每次修谱由宗族理事会组织进行。《张氏宗谱》初修于雍正戊申年(1728),民国丙戌年(1946)是第六次续谱。[9]各庄门务必在每年端午节将族丁的出生时间等情况由文人抄入墨谱,然后在续谱时录入宗谱;族丁的生殁婚娶记载是承前不变的。张氏敦义堂家族全套谱牒共计48卷,其中龙塘庄分谱为44卷至48卷;而47卷属于该庄张于堂支系,张善准抄录了这一支裔丁世系,手稿由张裕钊保存,后世称为《张廉卿先生家谱》。

孩子订亲是一个家庭中的一件大事,张后沆聘事必定要通过两家父母同意,事后方可载入谱中。仔细考查《张廉卿先生家谱》,张善准所写孙儿后沆聘范鸣珂之女之事绝对属实;但为什么娶的是黎氏?这其中有什么缘故?笔者检阅《范氏支谱》8卷:“德庆……庠名气鲤、号紫函、一号子瑊、榜名鸣珂……咸丰六年丙辰科(1856)殿试二甲五十六名,钦点主事,工部虞衡司加二级……生子一:希震。生女四:长适本邑金牛镇咸丰辛酉拔贡贺义行,次适省城候选县丞洪德厚,三适本邑光绪丙子科进士、钦点翰林张炳琳,四殇。”[10]“四殇”意思是“四女”夭折,由此推断“四女”就是张后沆所聘之女。范鸣珂与张裕钊是儿女亲家。范鸣珂与范志熙是什么关系?再阅《范氏支谱》,方知范鸣珂的父亲范先登与范志熙是五服兄弟。[11]张裕钊在《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》中言范鸣珂系“先生从子”,而稿本作“先生族子”;[12]从辈伦关系来看,三代之内称从子,三代之外称族子,范鸣珂实为范志熙族子。尽管张裕钊与范鸣珂没有成为实质性亲家,但张裕钊仍然尊称范志熙:“先生于裕钊故丈人行”。

清代考秀才要经过县、府、院三次考试。武昌县生员首试在县城,府试在省城武昌,这两次考过了,才有资格参加院试。当时武昌县士子考秀才的首场考试在县城考棚街,应试考生在此集中。笔者揣测,张裕钊与范志熙参加县试时就认识了。

道光二十六年(1846),张裕钊参加湖北乡试考中举人。武昌县共有五人中举:“范气鲤(神山乡)、张裕钊(符石乡)、纪以龙(灵溪乡)、石志咸(马迹乡)、范群鲤(神山乡)”。[14]范气鲤是范鸣珂,范群鲤是范鸣和(字玉函、号鹤生),范鸣珂是范鸣和之兄,均为范志熙族子。兄弟二人同榜中举,在本县罕见。据闻钧天的《张裕钊年谱校注》记载:“此次同榜中与张裕钊交称莫逆者,有范氏兄弟二人、随州黄蒙九。”[15]范氏兄弟指范鸣珂与范鸣和,他俩与张裕钊、范志熙均为同案秀才;遗憾的是这次举人录取名单上没有范志熙,他是没有参加这次乡试,还是没考上?张裕钊在《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》言:“每赴有司试至省门,及其后走京师,相从奉手,游处之日为多。”[16]每次县试、省试,以及在京城,他们经常在一起,故笔者认为范志熙与张裕钊、范鸣珂、范鸣和一起参加了这次乡试,但没有考中。

张裕钊与范志熙早年交往细节未见史料记载。编写时间略早的闻钧天先生《张裕钊年谱校注》及叶贤恩先生《张裕钊年谱》均未提及范志熙,却提到其族子范鸣珂与范鸣和。这说明了两点:一是范鸣珂、范鸣和兄弟与张裕钊交厚;二是他俩兄弟两次同时考取秀才与举人,名传士林,其影响力超过了范志熙。由此反映出人们对科举等级的认知观念,因为科考功名是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,生员在中举后可以享受一些社会与宗族话语权,往往受人尊崇。而范志熙功名等次低,故鲜有人留意他,以及与张裕钊之间的关系。

分析前述,张裕钊与范志熙结交,并与其族子范鸣珂结为儿女亲家,皆缘于同案考试。从某种意义而言,科举考试开启了张、范的交游序幕;而透观姻联关系,从谱牒中钩稽出来的家庭与家族等成员背景浮出了公众视野。

二、京城集会及思行动态

道光三十年(1850),张裕钊在京城考授内阁中书。据丁有国先生的《张裕钊年谱》记载:“咸丰元年(1851),张裕钊居京供职,相与来往的有柯茂枝、金伯华(均同邑人),钱畹香、吴又枢(均黄冈人),张星阶、兰阶兄弟(均江夏人),尤其是与范紫函、范鹤生兄弟过从密切。此时范月槎住在京师……”[17]时与张裕钊集会文友多系湖北武昌府与黄州府举人,在京备考进士。范志熙不是举人,没有资格参加会试,他为何在京城?据范志熙撰写的《先妣王太夫人墓志铭》记载:“志熙中副车,北上授国子监助教。”[18]副车即乡试副榜,范志熙中副榜后赴京城授国子监助教。《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》也有记载:“道光己酉(1849)副榜,咸丰辛酉(1861)顺天举人,补授国子监正义堂助教,历署诚心堂学正、修道堂助教。”[19]这处文字与上述不同,范志熙中举后,在京城补授国子监助教等官职。这两处记载是否属实?按当时科举制度规定,生员中副榜后即入国子监读书,三年期满,可以参加吏部铨选。笔者认为范志熙在道光己酉年乡试中副榜后,即去京城国子监学习,正是这个期间,他与张裕钊等人频繁相聚。范志熙大约在咸丰二年学习期满后,参加吏部铨选考试,被授予国子监助教;咸丰辛酉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后,再担任其他职务。

丁有国先生在《张裕钊年谱》中又言:“大家常在他那里集会,饮酒赋诗,欢笑吵闹,月槎全不在意。”[20]意思为张裕钊等人经常在范志熙那里聚集,似乎由他款待,果真如此?查究张裕钊《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》原文:“当是时,先生从子紫函、鹤生,与一时英俊之士,皆年少志盛。弦歌酒宴,酣饮笑谑,剧醉欢呼,辄连旬日;而先生冲然夷怿,狎久而不厌。”[21]其意是张裕钊与文友们在一起连日饮酒赋诗,欢笑喧闹;范月槎兴致很高,从不感到厌倦。并无大家在范月槎那里聚集之意。范志熙系书香门第,家境并不富庶,不具备经常款待大家的条件。而闻钧天《张裕钊年谱校注》中言“张裕钊宦囊初裕,亦不辞宾座”,[22]是符合实情的,因为张裕钊刚刚在京履职,薪金不菲,所以经常相邀宴集。前句“皆年少志盛”指这群年轻人志向宏盛,张裕钊初在京城任职,风鹏正举;范志熙时在国子监读书,蹈厉奋发;而紫函、鹤生等乘势而为,期待殿试折桂。而理想与现实往往差别甚巨,张裕钊希冀以己之才报效朝廷,却正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,战火四起,疮痍遍地,国力日趋削弱。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张裕钊思想产生激烈斗争,决意去职离京,于咸丰二年(1852)八月回到湖北家乡。他主动放弃来之不易的职位,这是常人不能理解的,这恰是张裕钊的自知之明之处。他深知“自度其才不足拯当今之难”,[23]而京城作为朝廷集权中心,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险恶与腐败,自己秉性不适合复杂的权谋博弈。从中显示出张裕钊的高度自省,以及对人生方向把控的睿智。

咸丰七年(1857),范志熙作《仕隐图》,请张裕钊作序,先后有胡润澜、王家璧、洪良品、彭崧毓等仕宦题诗唱和。“仕隐”指范志熙意欲断去做官的念想,退隐家园。范志熙为什么会有如此想法呢?他在跋文中说:“……仆年逾四十碌碌未有树立,比遭故园俶扰,走都下备员泽宫云仕乎?吾何者堪……”[24]范志熙言及“仕隐”缘由,其实与他的家族科考情况不无关联。那个时代以儒家的“学而优则仕”为价值取向,文人毕生追求中式升官。范志熙所在家族英贤踵继,先有长辈考中文武举人,后有晚辈锐进不懈。范鸣珂堂兄弟18人均为读书人,其中闻名本邑的有四人:陈鲤(道光乙酉科湖北武昌县选拔第一名)、气鲤(道光丙午科湖北乡试第四名举人)、群鲤(道光丙午科湖北乡试第四十名举人)、际鲤(道光己酉科湖北武昌府选拔第一名)。[25]不久,群鲤(鸣和)于咸丰二年(1852)中进士,钦点翰林。气鲤(鸣珂)于咸丰六年(1856)中进士,二人均在朝廷任职,真正实现了“鲤鱼跃龙门”,范氏家族声名由此大显。在封建社会,一个望族的形成与科举人物产生有重要关联,范鸣珂与范鸣和俨然是神山乡范氏家族科举文化的标杆人物;而范志熙在族子们的耀眼光环下显得黯然无光了。他年逾不惑而无所成就,感到自惭形秽,这可能是产生“仕隐”想法的原因之一。

反而言之,范志熙作“仕隐图”是他功名欲望的强烈映射,他时刻憧憬着中式升官,但科考不遂人意,使他的内心充满沮丧。虽然在他不顺心时刻表现出“仕隐”之意,而实则于心不甘,这种矛盾心理代表了当时一些落榜士子的真实状况。

张裕钊在序文写道:“今君之所为,何其近于古之道而远于世之不贤者也。则自兹以往,君之所以立与其位者何如哉……裕钊窃自度其才不足用于世,故尝有慕于古之隐者,然其迹难异君,而趣未尝不合也,故乐为君论其所以云。”[26]张裕钊言范志熙所为与古之道相近,自己也羡慕古代隐者;虽然行迹不同,但意趣相合,这是对范志熙精神慰藉,而心境却大相径庭。张裕钊辞官离开京城,是对官场与时势不满,并非